这是一股在历史长河中澎湃的血液
——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办公室 曹 锋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在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他就成为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用他曾经生活多国的丰富阅历、独特视角、深邃目光，研究了中国人难以成为“有名人”的文化因素，为我们打开了一幅宏达的中国文化画卷。以下，节选了书中部分文字进行了评析，散乱之中期待部分观点能引起大家共鸣。
一、中国文化之“人”
古言：“仁者，人也”。仁由“二人组成”，二人关系构成中国人称谓的人。在最开始，作者提出了后来贯彻始终的观点。作者认为中国人定义“人”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人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一种良性的交互，在中国的群体，社会关系当中，非常重要。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二人”相互式的存在，比“一人”的存在更重要。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而这个观点的提出及引证相当有意思，确实可以引起人的很多反思，特别是“作为工具”而非“作为目的”本身存在，但是仍然不自知的国人的深刻反思。
在解读“人”中，作者认为二人的关系在中国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诚然，正如作者阐述的，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孤零的个人容易被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这点在我们博大精深的汉字中可以见到：如，“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孤男寡女”都是不好的状态，单个人的见识也被认为是有限的，被称为“孤陋寡闻”，至于经自己的选择又不能跟别人在一起的状态，则是值得同情的“孤苦伶仃”、“孤儿寡母”、“无主孤魂”。
二、中国文化之“良知系统”
作者力图为这类深层探讨整理出一个体系。这就是书中第二章提出的“中国人的良知系统”。所谓“良知系统”，个人感觉这名字起得难以理解，但又似乎找不到其他替代物。事实上，大概作者也觉得很难表述清楚到底什么是“良知系统”，所以一开始只是很笼统地说明它的意思是文化对个体的加工。继而采用排除法说明它“不是什么”。良知系统不是弗洛伊德的“超我”，因为“超我”是个人人格的组成部分，而“良知系统”是社会范围的概念；良知系统也不是宗教、哲学、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因为后者在各个文化中都可以被接受，而前者恰恰标志着不同文化的差异；它也不是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后者属于被压抑掉的心理层次，而且更带有预言能力等神秘色彩。
书中总结“良知系统”，表现为“身”、“心”，“人”所谓“身”，中国人的身是为了生存而存在，是社会之身，并不是自身之身，而所谓“心”也是指与他人相对的，为社会，为他人存在的心，因而“人”就是被社会，文化圈住的人。这一论点就为后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本书的精华所在。
作者指出中国人缺乏拥有“人格”的倾向。追溯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之所以没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心理渊源，也就是被作者解释为“良知系统”的深层结构。这是一种贯穿大众
书中强调中国人“做人”的机械化，无非是想强调“有情有义”在佛洛伊德“自我”下的残酷性，而中国人千百年来嘘寒问暖，关心朋友，亲人，请客吃饭，似乎多了些太刻意的“人情”而少了关怀每一个“自我”的精神渠道。从“身”到“心”再到“人”，再到“人情”，到社会和国家，再到看世界的方式，中国人的“自我”，“人格”，精神的“心”由于太过社会化，被社会所压缩，或称自我压缩，被集体的关怀和需求扼杀了。于是变得“类型化”，甚至“小丑化”。虽然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慢慢西化，一些新一代人已经开始蜕变，中国人还是没有退变出这种“二人”的观念。
三、中国文化之“统与教”
书中认为中国的“统”为：不尊重“个人”，将其当作是不能自主的“不道德的主体”，也就是说，单个的“个人”之所作、所为、所思，是必须被看管的。至于干部，则已经受到组织生活的铸炼，在思想上已经过了关，因此就可以去接触老百姓不能碰的东西。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所谓“上行下效”，果如其是，在这类的命题上，上至国家大事小至生活的小事，政府热衷于多为民众做筛选，认为什么是可以被引进，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可以出版，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可以参加的活动，什么是严禁的，所有所谓宪法规定的自由都要在其筛选过后的范围内进行二次选择，正如带着镣铐跳舞。其背后的潜台词正是认为民众没有自主选择自行判断的能力和必要。
确实，正如作者所说，中国式的政教混同体就是将老百姓“儿童化”，当作被“教化”对象。私人领域的不发达，这就导致“自我”难于成为一个强大的内省基地。于是，也很难产生与公共意识截然分判的私人意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几千年封建社会会出现那么多愚忠臣子的原因。突然想到古代官员都叫父母官——所谓爱民如子，到底是爱还是以爱为名，以似乎良好的出发点为掩饰来刻意或者不经意地行控制教化之实呢？
由此观点，再来反思一下中国家长的抚养孩子，如果相信他能自己行走，放开双手让他尝试，也许会摔1次，2次，3次，但是必然很快就能学会真正用自己的双脚站立，行走，步伐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坚决。而如果怕他摔着或者走到自己不希望他走去的地方带来麻烦，所以一直限制只能在某个小区域内，在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扶持下走路，也许确实不容易摔到，但是绝对很难学会好好用自己的脚走路，哪怕之后学会了，心理上依然是依赖性很重的。随时都等着摔倒的时候有一双手能扶起来。又或者终有一天他会长大会走到那些你不希望他走去的区域，难道真能拦一辈子？又或者只是迷恋于那种对方离不开你的感觉，以此来完成一种自我膨胀，认为没有自己就没有对方。当某日发现其实离开了自己，对方一样能好好走好好跑好好跳的时候，兴许反而会开始失落甚至紧张，觉得自己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要严正呵斥，用孝或忠等各种东西当作束缚，让对方离不开自己，或者活在自己的阴影下。一旦发现有挣扎的意图，那么就干脆打断你的腿或蒙起你的嘴，这样你就再离不开他了。
这种变态的感情，或者说是变态的控制欲在当前的社会当中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够看得透？
四、中国文化之“无私与情感化”
书中对中国人拥有的国人“无私”而西方人“自私”的神话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解释说，这个神话根植于由对“人”的不同定义而引起的语义学混淆，中国人必须由“二人”去定义“一人”，因此任何自我定义的“个体”都是“自私”的。中国人的“个人”比较单薄，常需受到社群的温暖照顾，西方人对别人既然摆出一副“贵客自理”的态度，自然就是“自私”。中国人的“心”比较发达，常需要与人“感通”，而西方人似乎是一种绝缘体，自然也是“自私”。中国人必须“做人”，而西方人则“是”人，一个只“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别人面前去“做”的人，当然更是“自私”。此外，双方对“团体精神”的理解也不相同。对新教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团体精神”的意思是指彼此尊重对方的权利以及遵守公共秩序。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在“自己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不应分你的与我的，在“自己人”圈外就无须这样“有心”地去“做人”，因此，中国人只有在必须“做人”的场合中才是“无私”的。
书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中国人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断都被感情化。”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为了人情关系，为了更好的在社会的位置存在，中国人的集体观念要求所有人都要在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断时将人与人的“关系”摆上桌面，因此这种关系导向必然是一种感情化倾向。但是，西方的情感化导向和真正理性（且不说绝对理性）之间的距离比中国人要远多少呢？有点折磨人的是，此书中几乎所有的观点都是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对比而来的。如此我将有点疑问：这书该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呢？还是《西方文化面前的中国文化》呢？是否真的要跳到西方的菜篮子里，才能看清中国的市场呢？又或者一个真空的分析模式，是否可能比这种对比离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断更近一点呢？
我的想法是，也许，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或称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看来，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形成“自我”，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是因为中国没有形成明确的，有自身特称，在历史长河中十足发展的稳定的阶级，没有这种文化，因而没有定位，所以中国永远是“大一统”，是“集权”，因为从每个家庭来看，每个人都将自己看成社会的一员，依附社会而存在，而缺乏自身存在的意义，家家国国的观念一脉相承，铲平的思想，小富即安，随大流，这样的中国，最容易被封建领袖统治，亿万个农民领袖揭竿而起，举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帝国。而现在的中国，虽然和平稳定，却也在这稳定的现实当中泯灭了多少人“个性”的火花和“形而上学的猖獗”呢？
试问，为了中国的稳定，你愿意牺牲自己的“人格”吗？
五、后记
这本书有四个亮点值得肯定。
其一，丰富的例证。在台、美国都曾有长期的居住经历，于是作者的批判也不是凭而论，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建立在大量具体的事例基础之上的，这些事例是非常的生活化，它们离我们读者是那么的近，而这些事例的剖析自然会令我们拍案叫绝，给我们一种淋漓尽致的快感。几乎在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中，都用了几个事例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例如在谈论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时，作者就举到了3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心灵构造的线路不同于其它种族的人而造成的对一些话题的错误的理解：一个是一名国企的财务对年青人与老年人关系的错误理解，一个是一名香港女人对“自恋狂”人格的错误理解，还有一些台湾人对法国、意大利中常出现的“母亲与妓女”含义的错误理解。在看完了这一系的事例之后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观点确实是有道理。几乎在每一个话题中，作者都是通过这种方法使我们相信他的观点。
其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即去观察同一结构在不同领域中的可能性扩散。按照作者的观点，不管是在大陆，在港、台、还是在其它国家，华人都深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影响，于是作者一直在试图通过几地华人有别于其它种族的人的共性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影响是普遍的，华人特殊心理和行为就是这种结构所造成的，而非特殊情况。于是作者在其观点的论述中都是从这几个地域来论证其正确性。如“存天理，灭人欲”这命题的论述就是从大陆到台湾到香港，再到美国的华人，这让我们相信，这个深层结构对华人的影响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而非是在一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产物。
其三，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就像黑暗要和光明进行比较才能显出其黑一样，华人受这种深层结构的影响必须通过其与其它种族的不同点才能体现出来，在这里，作者主要是将华人与欧美的人进行比较。就拿“跟大家都一样”的话题来说吧，挪威的女同学以从她的文化角度出发是不能理解“中国人是在特别商定的一天大家一起换季的”。“私人状态的发达程度”的比较是本文中的一个重要比较。作者先是说明了这一不同点的原因——华人的心理构造的线路是与其它种族不同的，这就造成了对事物的理解上的不同。接着，作者又例举了三个例子来证明了这一点。“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是文中的又一经典比较，其生动的例子让每一位读者都不得不拍案叫绝。
其四，新颖且一针见血的观点。整本书读来令人叫绝，最是有淋漓尽致之感。在作者提出的这些观点中，有的是我们自己已经注意到的，但并未深入思考，如：“人被当作生育的工具”，“私人状态的不发达”，“攘外必先按内”，“逆来顺受”，“不敢为天下先”，“小丑化的亲倾向”，“人是工具”，“我不出头，你也别想出头”，“铲平是为了特殊化”……也有的是自己从来都没有注意到的，如：“党同伐异”，“中国人的私心”，“政教混合体”，“良知国有化”，“国家强大于社会”，“自外于国人”……总之，这些观点真的是使我们耳目一新。
当然，尽管作者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分析是深刻的，到位的，是令人有大吃一惊之感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无完人，书亦无完书。客观地来看，中国文化出现了上面所讲的那些糟粕是一定要不得的，然而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西方的个人自由是很极端的，所谓物极必反，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中西融合而不是摒弃自己的一切。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面就指出，西方的那种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容易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而中国人的人情味就浓很多。同时，西方是外向型的发展，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而中国文化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睦，这也是风水的一个基本理念。我们现在发展市场经济淡化了很多人情味，也破坏了环境，这些都是我们的损失，而解决方式则是在现代的自由里面加入传统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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