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妆浓抹总相宜

                 —读《苏东坡传》有感

                     阮文娜 政治部四级主任科员

喜欢苏轼，从少年时起。语文课上写议论文，不论写哪个话题，似乎总能从苏轼身上找到适用的例证、论证，写出的文章经常被夸赞。少年时对苏轼所知并不多不深，总叹怎么有如此一个“宝藏人”啊！读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后，有了答案，“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书法家，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反对派，是瑜伽书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看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如此看来，我当年所发现的宝藏也许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呀！

林语堂写《苏东坡传》是快乐的，因为他无比热爱苏东坡，这种热爱之情贯穿全书，毫不掩饰，溢于字里行间。我自认为是更快乐的，因为同时喜欢林语堂和苏东坡啊。林语堂的书读过几本，无论是散文《吾国吾民》，小说《京华烟云》，还是传记《苏东坡》传，他的语言都是平实朴素的，半雅半俗，笔调超脱闲适，散文犹显幽默风格，巧的是第一个把“humor”翻译为“幽默”的也正是林语堂，他因此被人称为“幽默大师”。

“幽默大师”的幽默也可见于《苏东坡传》。《苏东坡传》分“童年与青年”“壮年”“老练”“流放岁月”四卷，共二十八章，叙写了苏轼“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清风”者，轻而不沉重，柔而不凌冽，畅而不坎坷。但是苏轼一生并非如此，他高中进士时遇母丧守孝，与当权派政见不同屡遭罢黜，遭“元祐党人”案更是九死一生，人生暮年还被贬谪到“食无柔、病无药、居无室”，当时被认为是“域外”的海南岛。他有苦恼、烦闷、害怕吗？我想是有的，且看那月夜寻张怀民“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尔”的叹，“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的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问，“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的神伤。但是写到苏轼被贬惠州，在当时是“蛮夷之地”的地方，林语堂所用章节名是“仙居”；写到让苏轼吃尽苦头的王安石，林语堂名之曰“拗相公”。生命如此沉重，林语堂落笔却尽带“幽默”，是不懂苏轼之叹、之恨、之问、之神伤吗？

我想不然。苏轼是佛教徒，也是道教家，林语堂是基督教徒。虽然林语堂写苏轼是“秉性不改的乐观派”，但是悲观和乐观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我看来，他们俩都是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出自苏轼深受喜爱广为传诵《和子由渑池怀旧》，他当时25岁，赶赴陕西凤翔做官，可谓是少年盛景、春风得意，但是却生发出人生来去无定的无限怅惘，亦庄亦禅的人生哲学颇具悲观色调。懂得人生之苦，便要享生活之乐，最深刻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现实的乐天派，是通透的“幽默大师”。苏轼的乐天不仅在于我们熟知的诗、词、文中，比如被贬黄州吃最便宜的猪肉，发明“东坡肉”，写出“猪肉颂”，比如野饮晚归“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比如思念子由不得见望月寄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比如买酒食去郊游“已倾潘家错着水，理觅君家为甚酥”……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他的乐天更在于为官一方，造福于民，“为百姓之友”，这也是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花大力气来写的。

苏轼一生从四川走出，除了在当时的京都开封为官之外，他西到陕西凤翔、湖北黄州等地，往北去到山东济南等地，往东至江浙湖州、杭州、扬州等地，往南去到广东惠州、海南儋州，足迹遍布当时大半个宋朝疆域。每到一处，他就闲不下来，林语堂写他是“闲下来就不快乐的人”。的确如此，苏轼是个实打实的实干派。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他二知杭州时，抗洪抗旱，疏浚西湖，兴建医院，引水入城等，没有哪一个人像苏轼一样，对一个城市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到现在很多杭州人都执拗地认为苏轼是杭州人。晚年，苏轼回顾自己一生，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知何故没有写入杭州。关于苏轼在京为官，林语堂着墨不多，大概是尊重苏轼自己评价，关于“黄州惠州儋州”，写得详细生动。苏轼一生功业无数，林语堂不能书之尽，我也不能言之穷。只举他在黄州时，由情势所迫，一变为农夫，辟荒躬耕，“东坡居士”由此时起。虽然忙于生计，花钱都要特别预算，但是在得知黄州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陋俗后，苏轼一边向太守陈情，一边成立救儿会，奔走募捐救济事宜。苏轼是佛教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也许是他认为在“黄州”有功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这也许是他为后世所敬仰所喜欢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至情至性，身体力行。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被评价为20世纪五大传记，可见其成就和影响力。但是也并不妨碍有人认为，由于林语堂太过热爱苏轼，文中事实和评价有所偏颇。对于这点儿，我也略有同感，但是完全不介意，原因有三。一是从文后所附好几页的参考文献来看，林语堂可能真的如他所说“完全了解苏轼”，如果有“偏颇”，也不太可能是技术性臆造，而是基于价值观的选择。任何历史瞬间一旦过去，后人的描述就不可能完全复原那个瞬间，所以林语堂笔下的苏轼也不可能是那个时空的苏轼。如果不满足于林语堂所描绘的苏轼，苏轼本人有海量作品传世，可以进一步去发掘“你自己心中”的他。二是这本书是林语堂用英文写成，向海外介绍苏轼，受众不同，写法可能也不同吧。即使是中国人，可能很多人对苏轼的了解正如年少时的我，仅限于“明月几时有”等名篇名句，一旦看到传记这么多内容，尤其是很多不熟悉的事情，可能和既往认知不太一样，就难免生发出偏颇感。第三个不介意的原因简单啊，苏轼，我所爱也，林语堂，我所爱也，所爱之人写所爱之人，正如西湖之苏轼“淡妆浓抹总相宜”，怎么看都顺眼，管它偏不偏颇呢！现如今不是有一句鸡汤“人生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吗？如果不快乐了，不妨试一试开卷寻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