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时期我党思想解放的历程

李君如

党的十七大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是我党积改革开放30年之丰富经验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继续解放思想。

    上篇：新时期我党思想解放的历史轨迹

    1.十六大以前，我党面临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这一时期我党的思想解放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十六大以前，我党在改革开放中经历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考验；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考验；三是邓小平去世后，面临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四是面对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实现奋斗目标的考验。之所以称之为“考验”，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时，党内外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不同倾向或不同声音。也就是说，所谓“考验”，实际上就是选择，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选择。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就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因此，十六大前党的思想解放历程，实际上就是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重大历史关头、四次重大选择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程。这个历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从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多时间，我党经历了一个“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其具体表现就是：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治国”的任务包括要开始“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纲”就是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但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此相联系，党中央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并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和其它冤假错案平反的声音，看作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就影响了拨乱反正，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由于“四人帮”的粉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加上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全党进行整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党内健康力量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向多年来形成的“左”的思想特别是“两个凡是”方针提出了挑战。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为导火线，爆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而成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标志。

    第二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关键是要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建立能够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激励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遇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改革从体制的角度看，是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是一场新的革命，要敢于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从基本制度的角度看，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论的认识论角度看，又是一场伟大的试验，领导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在实施这个工程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左”的反对。有些人从农村改革和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就不断责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右的干扰。有些人总是想改变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某些工作指导方面的失误。比如，在推进具有很大风险的价格改革等重大改革时没有抓紧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这三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思想理论战线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国内政治风波，把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思想战线方面遇到的问题集中地暴露了出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在这一关键时期，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个重要讲话回答了六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是强调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二是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四是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五是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六是强调必须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个重要谈话产生的思想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