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时期我党思想解放的历程

李君如

（接上）

在这个重要谈话的指导下，中央开始筹备召开党的十四大。当时，在总结14年改革开放经验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有了南方谈话，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上认识还是很不统一。有的主张搞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有的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人主张干脆捅破这张纸，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江泽民同志经过认真思考和调查研究，于1992年4月30日表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同年6月9日，他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态他倾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交谈时，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的提法，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大会，做出了三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我们都知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思想解放的推动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改革攻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

    十四大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就发现，非公经济和集体经济如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都很有作为，惟独国有经济举步维艰、相当困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对此进行攻坚。党内外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表示失望，主张搞私有化；另一种声音当时非常突出，认为中央制定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方针是搞私有化，并且在社会上散发了一份又一份被称为“万言书”的打印文稿。显然，这场围绕着国有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人把这场争论的问题概括为是姓“公”姓“私”。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沉着地应对了这一复杂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内部发表了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第一次是1997年1月17日，他在同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时讲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十个问题。他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他同时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他特别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消除了过去由于所有制关系不合理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党应深刻认识这个经验。第二次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这两个重要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指明了在所有制领域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回答了来自“左”的和右的责难。

    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次党代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第四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

    十五大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了，尤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活力。我们不仅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一方面，腐败现象不断惩治又不断滋生蔓延，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且对党的前途命运担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人对此也表示担忧，甚至认为这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党的性质。不同的认识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中，不仅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要搞清楚在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党的十五大在论述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时候，鲜明地指出要兴起一个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并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就是在开展“三讲”教育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茂名高州市指导“三讲”教育并在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在2000年2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月8日至15日，他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考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对非公经济的党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在这样系统、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利益的崭新观点，推动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以后，就遇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的干扰。有的无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无视改革开放中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有的则因党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而试图改变党的性质和原则，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7月1日发表的著名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5月31日重要讲话中，强调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同时以鲜明的态度回答了党内外提出的重大问题，明确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强调要努力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而全面贯彻党的根本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等。这样，执政党建设理论一步一步地完善了起来。

   （待续）